198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次年我考上大学，临行前，父母要给我买一块手表。最初吸引他们眼球的是一块价值120元的日产全自动机械表，但是决心抵制日货的我不要，最后他们买了一块价格相当的国产手表。

    国产手表不仅需要上发条，而且指针走得快或慢取决于发条上得松还是紧。我还没毕业，它就退休了。1985年签订的“广场协议”使日元汇率持续上升，那块日产手表价格随之一路走高。尽管价格涨得厉害，但中国人的购买力和购买欲增长得更快。与国货相比，日货手表毕竟走得准一些，寿命也长一些。

    抵制日货，中华民族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    换言之，在中日贸易中，双方都受益。“贸易让双方从中受益。”这是曼昆在《经济学原理》一书中总结的“经济学十大原理”之一。他指出，“日本人是美国人的竞争对手”的说法很容易误导美国公众。与必定分出胜负的体育竞赛不同，国际贸易能够使双方获益。

    在遵守自愿交易原则的前提下，理解这条原理并不难：贸易毕竟是一件“一个巴掌拍不响”的事情。如果其中一方受损的话，它是可以拒绝交易的。也就是说，单方受益的交易是不能发生的。

    当中国进口日货的时候，日本商人得到的好处称为“生产者剩余”；中国的消费者得到的好处称为“消费者剩余”。虽然无法断定哪个“剩余”更大，但根据市场经济中“顾客即上帝”的一般法则，日本厂商必然要揣摩中国顾客的需求、投我们所好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，作为日本厂商的顾客，中国人是处于优势的。

    抵制日货，中方受损比日方严重。

    对自己明明可以从中受益的交易说“不”，不仅损害对方的利益，也损害自己。从损失的绝对量来说，很难断定谁的损失更大，但从相对量来看，如果双方经济规模相差悬殊的话，同等程度的损失，对经济规模较小的一方更加严重，也更难以承受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国可以对小国实施“经济制裁”，而小国无法用同样方式制裁大国的原因。与民间自发的“抵制”行为相比，政府强制实施的“制裁”强有力得多。先后被美国“制裁”过的国家有很多，其中没有哪一个能够反过来制裁美国。

    在经济规模相当的国家之间，谁也不敢轻易制裁其它国家。美国虽然独霸世界，但既没有制裁过其他发达国家，也没有同时制裁过一大堆国家。唯有近代中国曾经以闭关锁国的方式“制裁”全世界超过百年。

    到2004年底为止，日本的GDP大约是中国的4倍。除非日本商人从对华出口中得到的好处是我们得到的好处的4倍或者更多，否则在抵制日货的过程中，我们的损失比对方的损失更加严重。这难道是国人愿意看到的结果吗？

    毛主席说过，斗争要坚持有理、有利、有节的原则。

    正如美国媒体关于国际竞争的宣传曾经误导美国人，当前主张抵制日货的某些宣传也容易误导国人。一条短信是这样写的：“每买100元日货会让日本自卫队多造10颗子弹，多印8页反华教科书。”其实恰恰相反。“大炮”与“黄油”之间的选择在任何一本入门级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讨论。简单地说，由于资源是稀缺的，日本厂商多生产100元用于出口的商品，必然少生产价值相当的其它产品，其中可能就包括子弹和教材。

    国际关系是高智力的博弈，既需要激情，更需要理性。

    任何国家的非理性行为都会招致惩罚。日本政府拒不就历史问题悔过，反而反复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，是极端非理性的行为。如果不及时纠正，他们注定会受到惩罚。国人抵制日货虽然精神可嘉，但也是非理性的行为，同样会招致惩罚。我看有必要提醒爱国的人们：“抗日”需要激情，更需要理性。（作者 吴庆/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）